恶少@乌托邦

在写下这两个字的同时，我就在考虑，三亚的牛逼市长究竟够不够牛逼，或者说是牛还是逼，就取决于他能不能把“三亚”这两个字，变成一个敏感词。要是答案是肯定的，我就坐北朝南，面对三亚，撒泡尿，向他致敬！

坦白说，三亚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因为我去过三次三亚度假，两次在暑假，一次在元旦。而且说实话，我在三亚并没有被宰，虽然我也的确感受到几年来物价上涨。当总体而言，我在三亚的旅游体验还是不错的，虽然我认为三亚现在不是，永远也没有能力建设成为所谓的“国际旅游岛”，但这不妨碍我有空了去逛逛啊。国际旅游岛就好比是哈佛耶鲁，三亚就好比是****，整天叫嚷要在****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有人相信么？但即便如此，对于没有能力和机会上哈佛耶鲁的人，有机会去读一下****也聊胜于无啊，虽然学费越来越高，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三亚啊！哪个领域没有三亚啊。

正因我认为三亚还没有不堪如此，所以当今年三亚旅游宰客被炒的如火如荼时，我还有点不相信。后来三亚的官员很牛逼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不少当地媒体，居然说“被宰的网友，站出来”，我们三亚“旅游零投诉”。实话说，我一看到这个反应，第一个联想就是“美国媒体歪曲事实，我们的人*权好五倍”。我口味重，抱歉，居然想到这个东东。不过，看到“零投诉宣言”，我就相信网友的话了。后来有陆续在网上看到网友贴出来的小费单据，比如一顿饭吃了9000多，一斤墨鱼200多等。再后来，三亚官员又来了，说什么“零容忍”。听到此言，我又联想到了，我们不久前好像也说过么，“我们和卡（扎）菲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朋友”。抱歉，口味又重了点。

其实，从旅游者的角度看，三亚的确不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因为性价比太低。现在自由行很方便，泰国，马来等都比三亚便宜，还比三亚旅游服务成熟，更比三亚景色优美——没有任何理由花几千块一晚上，住在三亚的酒店里，然后你吃顿早饭还要另外交钱。当然，对于有钱人，这其实也无所谓。

香港报纸刊登大幅广告，充满挑衅意味，竭力要求香港 政府禁止大陆 孕妇去香港生孩子。虽然这个广告用词咄咄逼人，充满戾气，但不得不说，这个广告还是有道理的。美国不也曾经考虑过不给某些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国籍么？所不同的是，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但大陆和香港却同属一国。假一国之名，行两国之实，就是所谓“一国两制”政策。这个政策本质就是歧视——完全不必美化它，与其说它是权宜之计，不如说它从来就不曾、也不会成功。这终将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历史——不用多久时间将证明。

事实上，已有案件明“一国两制”政策似乎并没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比如“谢业深诉秘鲁投资仲裁案”中，仲裁庭就认为，既然条约用的词语是中国“国民”，那么仲裁庭就不必考虑国民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这种做法实际上抹煞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素（区别对待香港人与大陆人），间接地否定了这个政策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而“刚*果金仲裁案”则是最近很热门的案件，是由香港法院审理的。这个案子的初步争点是“在案件提交给香港法院的情况下，香港法院有无权力决定一个问题是外交问题还是法律问题”(invocation)。从判决看，我认为这个案件的律师做的不太好，对初步争点论证不够。但无论如何，香港终审法院认为的解释问题应提交全国人大。当然，判决本身并不错误。引起我好奇的是，终审判决的第一句话。一起看看这句多少有点悲壮的话吧：“It has always been known that the day would come when the Court has to give a decision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at day has com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to be found in what the courts merely say.  It is to be found in what the courts actually do.”大致翻译：“早就知道法院终需就司法*独立做出裁断。这天终于到了。司法独立不仅见于法院所言，亦见于法院所为。”这些情况似乎说明，法院似乎是很不心甘情愿才接受一国两制政策的。从这些字里行间，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时至今日——不，或许自始至今——一国两制都既缺乏正当性基础，也缺乏道德感召力。多么可悲！

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看看经济发展、投资保护便可明白更多。时至今日，就连脑残也都明白了，民营经济倒闭厉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无法获得融资。为什么，因为民营经济被歧视。为什么民营经济要被歧视，因为要壮大国有企业。因为官员们都押宝在国企身上，所以国企垄断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市场准入），国企享受各种隐性优惠（涉嫌补贴）—— 只要国企不倒，一切就足够了。国企存在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实施经济行为的市场主体，而在于作为国家治理与利益输送的隐性机构。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国际法与WTO法机制下，国企这个魔咒还没有被完全破解。但这一天终究不远。

从本质上看，天朝是一个充满“双轨制”的国度：因为要隔离农村与城市（以及隔离某些城市和其他城市），所以有了户口制度；因为要隔离特区与大陆，所以有了一国两制；因为要隔离官员利益与民众利益，所以有了国有企业。区别待遇加上等级制度，是天朝的至高原则，一直在模仿，从未被超越。一个从来就不懂得平等的国家，也就从来就不尊重个体，所以屡见房屋被强*拆无处索赔，所以常闻利益被侵害难以申诉。

任何形式的双轨制，都是歧视。当然不能说所有的歧视都是不正当的，但歧视的唯一免责理由，就是保护弱者（比如给行动障碍人士专用车位，而其他人不得享有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我们看看今天收到的歧视，全部都是在保护强者。我们让贫困的农民为富裕的城里人辛苦工作，却不给他们医疗与教育服务；我们让焦躁的国民在血汗工厂为发达国家工厂卖命工作，而廉价出口换取的外汇却不给他们丝毫；我们让民企迫不得已去借高利贷融资，却要判决吴*英死刑。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本不是宿命。是时候废除一切不正义的双轨制了，是时候给所有人国民待遇了！

我一直都认为，寒冷的天气是适合思考的。这几天我完成了不少东西，忙的不亦乐乎，忙的食欲全无。晚饭也不吃，晚上跑到小饭店去吃大排档。阴暗的小饭店里，到处都是人，年轻人很多，穿着并不新潮，经济却显拮据——其实年轻就和自信与诚实一样，不需要刻意的表现，看看眼神就知道了。于是在这座阴郁的小店里，我开始怀旧——你也可以说我装逼——我开始觉得，哪怕是花点小钱，如果有点犹豫，倒也挺好的，就好比年少时的羞涩。太老练了就世故了，太看开了就无求了，太放松了就懈怠了。为什么我们都要追求这些呢？

新闻说中国人在苏丹和埃及都被绑架了，尽管我从官媒上看不出绑架的真正原因，但对于绑架的事实我一点也不吃惊，这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虽然我一样关心与同情。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说白了就是压制人*权与污染环境：把福利抹煞，把工资降低，把河水变绿，把空气变黑。这还不够，政府与御*用学者还常抱着“丧事当喜事办”的无耻心态，将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说成是降低成本，或者，用更忽悠人的说法，叫“比较优势”。这些所谓的优势，彻底隔离了普*世*价值，无论在经济的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都是不可持续的。可想而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能好到哪里去？记得有一年我看过一本很严肃的学术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文章，题目既出乎意料，又触目惊心，大致意思是“中国在非洲投资：来时一马平川，去时遍地坑洼”。作者怕这个题目还不够形象，还配了一张相片——这相片更加触目惊心：一大片森林被毁了，地面有一个不规则的大坑，四周都是黄褐色泥泞，坑里积满了污水，旁边还有几个黑人兄弟，用手指着这个大坑。各位可以自己想想，这样的图片，应该配上什么台词。

上面的图片，还只是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看，问题就更大了。工作强度过大、对于女性的歧视、对于工会的压*制、工作时间过长、劳动报酬过低等，无一不在告诉我们，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同样的，我们听到的另外的宣传：这叫“初级阶段”，我们还有幸分到了一小块画的饼，并被要求感到吃饱了。当然，能吃饱就是一种成就，不然你会被要求回想几十年前，不然你会被提醒美国的贫困人口居然占了总人口的一个不小的比例，不然你会被批评思想偏激与激情。当然，有了成就必须要感恩；当然，要感恩就必须要先感谢国家。当然，这个国家有很多当然。当然，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不去思考当然。

你去哪里找我？你也许也不愿意去找我。一个国家对于国民的义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困难的是，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对国民尽义务。当然，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的虎躯一震，情不自禁的大吼三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周围曾经围绕着那些让我多么喜欢的人啊，害得我曾经固执地以为，穿着一件高档却难买的衣服，整天叫嚷着不想长大逃课的年轻人，就是青春；曾经以为在高档酒店吃一顿西餐然后大骂一顿该饭店，并在街边摊吃点臭豆腐的人，然后告诉我钱不重要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高尚的人，就是豁达；曾经以为，整天像于丹阿姨那样散播心灵鸡汤的人，蛋定地微笑，在高档酒店的大堂厅，以45度的倾斜喝着小杯装的蓝山咖啡，眼神以另外的45度扫向不远处的钢琴，并以缓慢的语调和你谈保持内心的平静是多么不易，就是平和。

后来我才发现，那些叫嚷着不想长大的人，转眼间就在年纪轻轻结婚并生子，就连叛逆也只装了两三年——后来才明白，这只不过是他们泡妞的一个噱头罢了，和开发商“低调宣传”房子卖光了差不多。那些高唱着感情至上的人，早已和富二代纠缠不清，你以为他们改旗易帜，殊不知他们认为自己是改邪归正，剩下你自己张大嘴巴傻逼很久。至于于丹阿姨们，其实无论他们说了什么，最后统统能归结为“顺应社会是必需，身体健康最重要”的真谛——个个臭屁通肛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我不知道还应该相信谁。我甚至不该相信我自己。一点坚守都不曾展现过——青春多好，怎么也得打几针防皱针啊，再不济也得要多泡几个妞啊？豁达多好，怎么也得烧过几张大钞买个LV小包啊，住着廉租房和楼下的卖菜小贩砍价怎么好意思说生活很美好？于丹阿姨们怎么着也得看看时髦的小说故事啊，搞几个法语词语啊，老讲一些故事会啊，知音体啊，凤姐怎么也来装凤凰啊？

大学食堂里，20多岁的大学生一哄而上在狭小的窗口买菜，还不如路上的小学生，他们都知道排队等车。人越长大就越失败。我们身处一个缺乏坚守的社会，看看自己——我们太急于给自己找借口，我们懦弱，我们犬儒，我们拜金，我们贫乏，我们……，总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都是社会的错。可是，体制和社会不也是我们组成的么？如果我们都勇敢一点，如果我们都坚持一点，很多东西都有改变的可能——很多东西，你，我，以及那些关系到你我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沧海都已成桑田。我们会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都将成为化石么？那一天，地中海将成为一座和喜马拉雅并肩的巨大山脉，山顶终年积雪。英勇而睿智的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终将踏平世界。勇敢的人，将死在地中海的宁静的海滩上，然后通过地壳运动，成为最接近上帝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那样的化石，我们会是红色的，我们的鲜血引导所有人前行。那一天，你会不会对着我高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情死得早？

新年已到，虽然地球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了，但垂死的挣扎与末日的狂欢却是我们的文化所一直歌颂的。为什么不呢？那就不要让那些装逼的哀愁笼罩在你我的头上，将这些哀愁都换成污染物吧。

总得许个什么愿望吧？我一直是欲壑难填的，愿望也很多。不过今年的愿望似乎是少一些。总体而言，我的新年愿望是：脑残的领导少一些（看到这个新闻吐了一地 http://news.163.com/12/0124/19/7OIAV2J300014JB6.html ）；犬儒的学者少一些；无良的商人少一些；沉默的好人少一些 —— 因为，我不得不说 ，你们都是恶人，是人类良心的恶人。

坦白说，我也知道许愿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装逼感很强，表现力超弱。但是行为艺术也是艺术，如果大家都这样，也许艺术化生存就成为了现实。可惜，艺术本身并非以所谓河蟹作为最高追求。这些许愿终究是无法实现的——正如我多年来的许愿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样。相反，我往往只在一些奇幻的时间感受到现实的某一刻和梦境中的某一刻及其相似。我看过心理学的书，其中也有关于这种情形的解释——但是我不认同。我不认同很多种类的所谓科学，包括法律。不必急于批判我，我不是说我是正确的 ，我只是说被异化的观点成为人类的准则，却无法成为人性的准则——多么可悲。

新年里，我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如下，请妥为保存。

记得我曾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一个看上去比较惊悚的题目，比较能表达心情。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可以用这句话留给世人——世人是否关心，不是我所关心的，也不是我能够关心的。这句话是郑智化的歌词。

郑智化在刚流行的时候，我还刚开始适应了一些比较奶油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在今天也应该被看成是“纯爷们”了——比如王杰、童安格、齐秦等。冷不丁冒出一个嘶哑的声音，心里有点接受无能。那个年代，情歌刚开始流行，人们刚开始从声嘶力竭的颂歌中解放出来。情歌的主流，似乎是“苦情”，男人的歌大多是以自怜的口气唱着这样的故事：追求爱情无法得到，因为他所追求的女人不能接受他浪迹天涯的野心或真情。女人则似乎与靡靡之音含混的联系了起来，听听邓丽君就知道了。这种苦情歌，其实在骨子里是歧视女性的。

郑智化是不同的。强烈的反思与反叛的精神似乎和契合他的五音不全的嗓音。走不了偶像派，就走实力派。可惜年少时的我们，似乎很难理解实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表达。他的歌曲也有苦情，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女人抛弃后的唾骂，而不像主流情歌那样自怜。放在今天，郑智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杨&佳和乌&坎的村民；而当时主流情歌则大多类似于拆迁&自焚的钉子户或者被打断腿的上*访户——增加一些人为的自由与浪漫因素，并不能使这些歌曲在本质上直刺内心。

我早已不再关心流行歌曲——也许，你可以认为我老了——因为今天的流行歌已经无法让我思考了。很大的可能是，我已经超过了流行歌所表达的境界了，如果今天的流行歌仍然有所谓境界的话。我对于那些故作伤感的情歌觉得很恶心——生活与感情，似乎都应该简单明了，能一剑封喉。今天的流行歌，总是让我觉得天国电影所刻画的英雄那样，声称自己中枪中炮，居然能在战火中跌跌撞撞跑上几十米，并留下长达几分钟的慷慨激昂的遗言。这种感觉，宛如吃了一段并不美味的别人的婚宴后，躲在卫生间试图少喝几杯酒，不想却放了一个响屁，既感到解脱，又觉得猥琐。

没有来自内心的音乐，没有来自现实的音乐，我们可以为流行歌曲常挽歌了。我们的生活，又何其不是流行音乐呢？我们的社会，就好比一群人在吃着别人的婚宴，我吃的太多了，现在，我想放屁了。

收到很多新春祝福的邮件，都是老外发来的，特别是外国律师所发来的。千篇一律的都是“恭喜发财”，莫非他们只知道这句问候语么？不过我还是很开心，老外的服务态度就是好，人际关系就是这样拉起来的，不要等到有事了再拉关系，撒钱都不好使了。当然，我更加喜欢他们的问候语，虽然充满了浓厚的广东分氛围。我觉得广东人的确勇敢，他们直接说出“恭喜发财”，不像很多地方那么装逼的说“心想事成”——心想什么事呢？还不是要赚钱？在天朝你唯一能做的两件事：赚钱，保命。其实，赚钱和保命也是辩证统一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次到位，扭扭捏捏的装逼实在乏味。这个和乌*坎是一样的，与其和你啰嗦，不如直接成立一个自治机构，挺好的。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与时间，谁敢说人家不能成为新模式呢？

 天气变冷了很多，最近的最低温度都在零下了。我极端不适合这样的低温。现在我已经无法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在这样寒冷的地方度过春节了——这将是我最后一个在家乡过的春节，今后我打算以旅行的方式，躲在某个地方过春节——其实我对过春节的厌恶与日俱增，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节日么？每个人都穿的像头熊，摔一跤恨不得要等脑残来给你扶起来（我说脑残，的确是另外的意思），恨不得每天都把手缩在袖子里或裤兜里，什么都不能做，连吃饭张嘴都觉得运动量太大了。真无聊。

回来后，发现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反正我在工作前，就需要找一个好的环境，好的状态，没有这些，我就无法正常工作。最近有好几个材料在看，要申请几个基金，但是目前都没有一个最终的成型的论证报告。我一直是很反感申请什么基金的，但是由于没有钱，只有这样了。再熬吧。

阴雨连绵的冬季江南，乃是最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我一直都很纳闷，究竟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歌颂江南，无论是才子美女还是烟雨水乡。不去评判古人或别人所说的对错，总之我对这些不仅持有怀疑态度，更是彻底的反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江南更令人沮丧，江南的春节，犹如清明那样，祭奠鬼神都会有断魂的无聊。

新闻中说道，厦门的鼓浪屿居然要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或者，由于，鼓浪屿要开始涨价了。原来的8元钱的上岛船票不再出售，转而出售价格150元左右的通票。对于我这样只想上岛转转，并不打算去任何经典的人而言，这种定价策略是摧毁性的。我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对此反对与反感，后来打听一下，很多人和我的想法类似。看看我们神州大地，多少原本就是属于人民的河流山川，自从烙上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封号，就大摇大摆地涨价，从此成为那一小撮人敛财的工具。你们垄断了银行、石油、电力、火车、航空、教育、医疗，甚至垄断了人的生死，连环境都要垄断。我决定立即联系学生与志同道合者，通过法律与经济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将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将尽力阻止鼓浪屿成为联合国文化遗产，请各位予以支持。

我在想，我是愤青还是美狗？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了两种盲从的类型：盲从执政者，睁眼说瞎话；成为反对者，一律大声骂。我是后一种么？后来我仔细想，也许我都不是，我只是想真实呈现自己，真诚面对自我而已。我如果诅咒，那是因为我属于湿热体质；我如果赞美，那是因为我属于神经分裂——就连这样，也是实话。我想要的，和我想为所有人要的，无他，不过是自由而已。我有权成为美狗或者愤青，如果我恰好是，那么就应当是我的选择；如果我恰好不是，那也应当是我的回避。

今天在街上，看到几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虽然比我都稍大几岁，但当年一起嬉闹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今天看到他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大的都读中学了，孩子小的则刚念幼儿园。寒暄了几句，后到了一个商店。在无人的时候，对着镜子仔细看了一下：我真的那么老么？我的老同学们，都已成了中年男的标准摸样——我并没有任何意思要贬损他们，只是我差异，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苍老？我仿佛坐了一次时空穿梭机。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仅仅是不同而已，不存在优劣的判断。我不知道，如果上帝要我和他们更换一下人生，他们是否会同意？我是否会同意？

年少时的我们，被洗脑，被折磨——直到长到很大了，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权利是什么，才知道童年可以不必那样，青春可以不必那样。我们可以不必急于成长，更不必急于成熟。我们可以永远孩子气，永远真诚。可是，童年和青春早就过了。今天我的周围依旧围绕着无数青春少年，只需短短几年，他们便展现出成熟的摸样——只可惜，往往走的太过了，他们的成熟往往以宿命与放弃的方式呈现出来，迅速向更年期靠拢。很快，这个轮回就会轮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我害怕看到莫不吱声的孩子，端坐在我身旁，准备聆听我的教导。我最期待看到的孩子是从海边玩了沙子回来，大声嚷嚷着来找我，他们拉我一起去海边看看，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告诉我，人生有更多选择，人生可以更加欢乐。

刚把一篇要发表的论文修改好了，看得头昏眼花，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这也很正常，因为睡前思维过于兴奋，就往往无法入睡。既然如此，不如干脆起来，写点东西吧。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且不喜欢写作，但越来越发现，其实我既适合又喜欢写作——工作的时候写学术论文，放松的时候写杂谈博客，憧憬的时候休假写长篇小说。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写作而进行的，只不过是写不同的东西罢了。

这个学期终于过去了。前几天一直在汕头，刚回到厦门，还没有休息就要回家过年了。过年是一个很无聊的词语，我向来讨厌过年——在我的印象中，过年似乎都很虚伪：每个人都说着言不由衷的祝贺，每个人都满脸堆笑，平时从不上门的人居然上门来拜年，平日从不联系的人群发一堆短信，回复吧觉得手疼，不回吧觉得蛋疼。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被人假惺惺的牵挂着，你要是真的牵挂我，那你应该还记得我的生日吧？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

2011年，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堕落第一年——不单我本人，更是这个社会和国家。死去的孩子们在天堂谈论着有没有校车，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幻想着公平的补偿，痛不欲生的人们在想着苟延残喘，我则幻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听听那个不远处的小岛的领导人的那种直击内心的演讲。你不说，让我来说。敏感词终究有一天将不再敏感，因为觉醒的人们终究会脱敏。

春节并不轻松，还有一篇文章约稿要完成，另外还有一篇课题报告要起草。不知不觉的，就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负担。我并不介意这些，我介意的是如何能够找到自我。写我想写的，说我想说的。你们不让我面对自我，你们把世界变成了哈哈镜，使得处处都充满着扭曲的和谐。我要砸碎这面欺骗的镜子，我想看到真实的自己，也想看到真实的你们。这并不困难，你们既然有裸奔的勇气，何不干脆把墨镜也取下呢？

2012到了，玛雅人的语言就要成真。其实，每个人都只面临着一个问题：到底怎样面对自己，到底怎样面对良心。真的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我们才有勇气去后悔与面对么？

我还记得，去年此时，我在北京的房间的昏黄的灯光下，写了去年最后一篇博文。在那篇文章里，我抱怨了很久电视总是放着相同的节目。一整年都过去了，居然又到了这样的时刻。不过难以想象的是，现在我正在福建三明的一个小小县城的唯一一座5星级酒店里，我这么写不是装逼，而是我很惊奇，这样一座小山城，居然有一个这么高档的酒店。我在同一个电脑上，写着今年的最后一篇博文。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今年的大半年是在北京度过的。8月份我北京回到厦门，重新开始了熟悉的大学工作。我原以为事情没有本质变化，但我悲哀的发现，到厦门后，乱七八糟的事情突然多了很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常常怀念北京的生活，我喜欢那样单纯的生活——白天在办公室，看看材料，和同事探讨一些问题，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认真读书写文章，连电话都不怎么接。晚上我常常去吃羊肉串，喝点啤酒，在肮脏的北京街头看着一波波傻逼，二逼和装逼的人从身边走过，心中充满了与现实的隔离感——这种疏离让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在清醒与迷惑之间游走，让我有信心在现实与梦想中切换。我的北京同事都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东西，至今我都常偷偷怀念他们，怀念我在北京的生活——尤其是每天中午一起去吃一块钱的午饭，大家还要讨论各种问题，超越了工作范围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话题让我看到社会的各个视角。逐渐有年轻同事到国外常驻了，偶尔发个邮件，邀请我有机会去他们常驻的国家旅游，他们可以招待我。

到厦门来，一切都熟悉，一切也都无法产生疏离感。我害怕并讨厌这样的熟悉——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别人比你自己似乎都更加清楚。我在厦门的同事当然对我是极好的，我甚至可以在这里享受“被宠坏”的感觉。有时觉得自己之于厦门，就好比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之于家庭那样，诸般不满，却又在内心无法割舍。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青春期以后，人就必须要独立了。写了很多文章，即将发表在高端杂志，收到很多稿约。我并不满足中国的一切，包括标准，于是我按照国际标准来运作自己。几年下来，总算有些回报了。看看周围的在中国的评价体系内的“杰出青年”，我由衷地觉得自己不容易。我所尽力抵挡的，不是别人的成就诱惑，而是自己的堕落本能。我毫不在意自己在现有体制下比别人更好或更差，我更在意我应该在什么体系中来评价自己与他人。

2012就要来了。菲哥走了，金兄也走了，三人行，就要成行了。主啊，给我们全体中国人一点信心，让我们撑过最黑暗的年月。青春期不仅是我本人的，是所有同胞的。总有一天，在度过了无趣的童年与痛苦的少年时代，我们终于明白，童年与少年，本不该如此。

新年快乐！

最近旅行频繁，从冰冷的加拿大东北部，到南纬八度的巴厘岛，可谓冰火两重天。在路上是我一直追求的状态，不需要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也不需要知道目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离开所熟悉的，投入所陌生的。在将陌生变得熟悉的过程中，便是学习与体会的过程，也是成长与历练的过程。

走过的地方越多，对于天朝的厌恶越强。如此多的勤劳善良的人，过着如此痛苦不堪的生活，真是一种耻辱。不仅是敏感词的耻辱，而是整个人类的耻辱。在天朝，为人的状态有且只有两种：奴隶或宠物。奴隶则往往过于宿命地放弃了反抗的行动乃至想法，而宠物则过于弱智地认为自己已然翻身做主。我们都被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里，抬头就看到了蓝天与白云，散发着诱人的自由味道。玻璃屋总归是脆弱的，但劣根性总让人将玻璃当成金刚石。举目望去，一群群被关在监牢里的人，正指着透过天窗而散落在地面的一丝阳光，“乐观积极”地告诉你，总是要看到事情的光明一面，要摆正心态。总是有一群太监在耳边鼓噪＂鸡吧无用论＂，听得人蛋疼。傻逼太多了。

几天以前，几个艺术家和我说，圣彼得堡是世界艺术之都，应该去看看。我回答，不，除非等到普京下台。几天以后，俄国就已经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反对普京竞选总统的示威活动，而且均得到了政府的许可，据说警察没有抓人。这个国家在这样的时刻，仍体现了国民的伟大。也许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看看圣彼得堡的艺术展览，那将是我愿意的。叙*利亚则面临另外一种前途，毫无疑问，它和利*比亚不会有根本的不同，时间早晚而已。

觉醒的力量是巨大的。没有什么法律体系，比催人觉醒的启蒙更有塑造社会的作用。仅从技术的角度看法律，已经成为令人不齿的行为——这正是我们的法学院所极力推动的——所以，我们的法学院，乃至大学，都起到了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我们需要改变，需要让人们知道，每个人都天生拥有一些权利，这些权利，无论被成为什么，都是不可剥夺的。

今天是选-举日。选什么人，干什么事，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要把选-举当成一项任务来抓。说白了，就是要把权利当成义务来看待。我思想觉悟不高，下大雨了，我就睡觉，一觉醒来，我就错过了选-举。其实又怎样？候-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据说连选-举日当天都不出来接收一下鼓掌通过的快感——也许他们也是属于被强奸的人把——但愿他们认为如此。

居然有人装逼，说要正确对待选-举，说什么可以通过此举来改变社会与国家。我连五毛都不想骂了。那么多独立-候-选人都毫无意外地无法通过提名，已经说明了一切。今天雨很大，估计老天也很伤心，看着偌大的国家居然这么多人做着这种的事情，滴几滴泪吧，表示一下心情不好。

无论谁当选都一样，都是挡妈的好儿子。不是好儿子，就不是人。这就和发-改委反垄断一样，中国电信切成中国联通，一个口袋的钱装到另一个口袋而已。怎么那么多人为此而欢呼？脑残真不少。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闹剧更荒唐？既然你打了莫名的鸡血，在那个圈圈里画了一个叉叉，后来他怀孕了生了个怪胎，叫你服侍，你就别推脱了。就算怪胎的可能是吃三聚-氰胺导致的，那你也可能是怪胎他爹，你终究有 X分之一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你投的票的确是神圣的。

虽然最近研究似乎暂时放松了点，因为该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了，接下来要到下一步了，我打算稍微歇几天，打算去小乐一把，放纵一下。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总是在发人深省。不打算写任何主体性的博文，杂谈一下。

昨天，我们的来自伊*朗的博士生来找我，和我谈论文的事情。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国际制裁的执行问题。他说目前美国和联合国等都对于伊*朗施加了严格的制裁，这在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曾经出现过，他有些不解。我也不解。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会不解。我不忍心伤害他——也许我也不知道他本人对于国际社会制裁伊*朗的态度如何——于是我没有说过多。我只提醒了他一点，本国在**学生风*波以后，也曾遭到过国际制裁，但他不知道。国际法就这样被提到了我的面前。

这两天看到很多关于“史上最怂的丈夫”——杨武的事情。杨武的妻子被据说是临时工的联*防队员强暴一个小时，他明知道此事，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国度，怎么那么多临*时工？谁说了临时工从事了政府行为，政府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的？弱智的问题，居然有屁民相信。国际法上，国家机构的行为是天然归责到国家的；那些越权的行为或者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行为，如果这些人从事的是政府行为，那么依然会归责到国家——无论这个人是否有“编制”。因此，如果一个海盗说他收关税而国家默许了，那么国家就必须要为这个海盗承担国际责任。

我一直都认为，国家治理外包是个好方法。当然，这是建立在“国家契约论”的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说，政*府就是国民通过一定方法所同意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人，这种方法一般就是采用民*主选*举的方法；而为了使得政府更好的提供服务，需要给它一定的权力，包括在某些方面的强制力；为了赋予政府能力，因此国民同意纳税，一方面用以供养政府人员，更多的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就是一个“公*仆”，如果主人不喜欢，就换一个吧，很简单。所以我一直认为，把本国的政*府全部外包个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也挺好的。与其让一个黑*社会来残害你，还不如让一个外国人来当管家。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么。

别觉得这个想法天真，政府外包很简单，而且也常常实践。如果我没有记错，梵*蒂冈的政府行为大多由意大利来从事的，摩洛哥则由法国警察来行使治安权等。天朝有限公司的股东被管理层玩弄于股掌之间，居然不能炒经理的鱿鱼，实在不妥。我常想，如果国家治理被外包了，也许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至少，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敏感词的各种“天生优越论”，我们为何不试试？

“三座大山”有多种含义，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现实含义”，意指医改、教改与房改，是敏感词用来消灭中产阶级乃至公*民社会的工具；一种是所谓“历史含义”，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至今仍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变本加厉地存在着。这两种理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不是我此时想说的。我所说的“三座大山”，是我答应的三篇论文约稿，从今年年中开始答应了下来，一直拖到今天。到今天为止，我终于顺利完成了两篇了，目前正集中精力完成剩下的一篇。“三座大山”已经跨越了两座了，没有成功的感受，甚至没有放松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空虚——我终究还是希望自己的头脑总被有趣的和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所充满。

前些天特别热，完全不符合初冬或晚秋的自然表达。昨天夜里，突然下起了雨，气温也随之下降了一些。虽然我不敢断言冬天要来了，但毫无疑问，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这刚过去的夏天，是不是我最后一个乐意衷心赞美和诚心怀念的夏天，尽管我并没有看到在午后的阳光里跳跃着的梧桐叶子。冬天，对我和熊而言，都是一个冬眠的季节。我不喜欢在冬天思考很世俗的问题，比如生活；冬天应该用来考虑更为深刻的问题的，比如死亡。请不要在冬天探讨生活的美好或内心的磨折，什么都别说，就这样安静的坐着，一直坐着。

西贡的影子常常在脑海中显现出来——那是一片幻觉，我从未去过，甚至都没有想过去造访。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我自私的希望要留给自己。专属的方式，不是拥有，却是躲避；拥有的方法，不是熟悉，却是陌生。这个世界，被拥有的人与事往往无法激发你的想象，而被回避的人与事，却总能让你在不经意之间想到——不经意的想到是我喜欢的状态，沉溺的念想是我所讨厌的。相爱的人，在轮船起航时的匆匆一瞥，便已足够令彼此长久地牵肠挂肚。专注凝视、无语凝噎，却仿佛要看出彼此眼睛里的屎和鼻孔里的水，委实令人恶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出差将成为我的主要生活方式。我喜欢出差——我强迫自己喜欢——并非因为出差是生活的必须，而因为出差对我意味着年轻的状态。鄙视我吧，我害怕衰老，我需要年轻。我试图通过保持永不安定而寻求青春永驻，因为我还不能承受现在就老去。我的反叛还未曾爆发，我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甚至无法预料到苍老后的自己是否就是我自己。我简直难以想象，那么多人是如何面对自己逐渐衰老的？难道他们不曾反叛过么（当然不是指用化妆品作为武器）？

我们拥有的，就是我们自己，从肉体到思想。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已经只剩下肉体了——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只有肉体。即便如此，我还不愿意称呼他们为行尸走肉，因为尸意味着通向另外一个命运的形式要件——没有思想的人，不配拥有另外一个生命，他们死后成为死的肉，却不能成为尸。人的死亡，仿佛是一种“借壳上市”；尸，就是那个壳。

脑残的病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们，我们不仅要和他们做斗争，还要和自己做斗争。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脑残这条路，就好比是幼儿园的滑梯，似乎有种魔力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坐上去，一旦坐上去就身不由己了。抵挡滑梯的诱惑，总是那么艰难。在脑残的阳关大道上，无数人争先恐后，没有目标，不再回首。向前看，就是最大的洗脑用语。

你不过是只鸡，在光秃秃的尾巴上插了跟毛，就以为自己是凤凰了。你不过是只猫，在哈哈镜前摇头摆尾了一下，就以为自己是狮子了。你以为你是英雄，其实你不过是人肉炸弹的别名；你以为你是幸福的，其实这不过是在提醒自己还活着。你发现自己受骗了，他们告诉你，这就叫基因突变。实际上，脑残也是基因突变的一种形式 —— 在脑残的世界里，没有健全与残疾的区别，只有这种残和那种残的区别。

用刀子杀人和用宣传杀人，都是杀人。但不可推而广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一个人叫犯罪，杀一个民族叫拯救。有生之年，狭路相逢，那一年，我们就是这样被救了。于是我们长久地用红色祭奠一个个杀人犯，我们用死亡凭吊着一批批理想者。这个主义，那个思想，都不过是美化的墓志铭。借了***的尸，还了***的魂。回首百年，我们竟然在黑漆的荒冢间惊慌失措，为传说的图腾而惊恐。

不曾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未经历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就这么老了下去。穷其一生，我们也不过是从一小坨碳水化合物发育成一大坨碳水化合物。